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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那条山沟

宋丽红

 

     天长日久,人到中年,我却始终记得那条山沟;岁月匆匆,往事历历,唯有我心中的那条山沟清晰真切、刻骨铭心。

 

1969年的隆冬,顶着满山遍野的飞雪,我钻进了那条小山沟,遥远、寂静。

 

在小山沟里我度过了十六岁生日,一直到二十岁离开,整整四年半,小山沟陪伴了我人生最宝贵的一段年华,我曾留给了她太多的梦想和太多的真诚,以至二十年过后的今天,每每怀念她,都使我震颤。

 

我插队落户的山村——延安县李家渠公社刘家沟大队,距延安城五十里路。

 

那条山沟,沟深深的,坡陡陡的,细细长长的;山坡间,撒落着七八十户人家。在延安起伏的群山中,她渺小得不被任何人注意。我从未见过,也不相信,世界上有如此穷困的地方。到处是沟沟岔岔,坑坑坎坎,到处是冰天雪地,荒凉贫瘠。

 

接受了这一片震惊,我们六个初中毕业生分在第一生产队,在队里腾出的两孔窑里安了家。

 

窑洞十分简陋。外面看只有一扇门,很破旧,门上有个两尺见方的木框,糊了纸,算作窗户,四周是残缺的土壁,星星点点地长着几根枯草。我们在窑洞前留影,寄给家人,家人硬是不相信这是住人的地方,姥姥说那一定是老虎洞。

 

窑洞里阴冷潮湿而且黑暗。山沟里原本没有电,晚上回来点起小油灯看书学习,光很暗,视力不好的我要紧凑着油灯看书。不记得哪年了,一天晚上,我靠在炕头,在油灯下看书,不知不觉睡着了,油灯点燃了歪在灯前的书,烧着了我的衣服,我在睡梦中被疼痛唤醒,只见胳膊上呼呼地着着火,我慌了,翻身下炕匆匆忙忙地把胳膊一下子插进水缸。火灭了,仅有的一件毛衣毁了,胳膊上燎起了两个大泡,落了一块疤,这是山沟留给我的永久纪念。

 

初来第一课是一日三餐,生火做饭。那时是农闲,人们都是一日两餐,以越稀为越佳,为的是节约粮食。这里每人每年的平均口粮只有二百斤,要是去麸去壳,恐怕只够吃两个月。于是粮皮、麸子、红薯秧、玉米芯……只要吃了不死人,有啥吃啥。暗红色的杂面,黑乎乎的窝窝,酸酸的,说不上是什么味道?吃到嘴里,硬是咽不下去。记得,每次从北京回来,我都吃不进去那些窝窝,一个星期过后,肚子里油水没有了,又狼吐虎咽地吃开了。象出家人似的,见不到荤,只靠几缸酸菜和粗粮。队里六个女生,第一年国家每月供应四十五斤粮食,绝对不够吃。逢年过节,赶上谁家杀猪,可以割两斤猪肉解解馋;过年时也吃饺子,用手捏些厚厚的饺子皮,一个个饺子,没一两也得有半两;每家还要用软糜子炸油馍。难得有这样的机会,我们吃得一直到反胃。有机会去延安或公社,我们会迫不急待的的去“解馋”,钻进小饭馆,吃上两个两样馍(白面掺玉米面)。

 

甚至连自己也不相信,我们居然愉快地接受了近似残酷的现实。我们砍柴、担水、爬坡、种地……远离家人,远离城市,真正过上了“贫下中农”的生活。刚到几天后,队长给我们拿来斧头、绳子,让我们砍一年烧火做饭的柴禾。我们跟上几个娃娃,钻进偏僻的山丛,手脸,连同衣服都被酸枣刺挂破,背回一小捆一小捆的枝条、树根。

我们住在山坡上,坡下有口水井,用水要自己去担。我个子没有扁担长,压上几十斤重的担子上几个坡,缩着脖子,咬紧牙关,腿却还是颤,抬不起脚。只好担半桶,上一个坡歇一歇。坡很陡,井边的路有冰也有雪,一不小心就会滑倒。井下有条几丈深的沟,木桶常常会滚落到沟底。几副木桶都被我们葬身沟后,我们干脆买了副铁桶。

 

为了减轻砍柴、担水的负担,我们的土炕经常是冰凉的,几天洗一次脸,衣服也尽量不洗或少洗,灰头土脸的,倒满象个“延安娃”。也许是因为这样偷懒,也许是不习惯,我全身水土过敏,起满红疙瘩;痒得很,然后痛,最后烂,很长时间不见好转。衣服被褥上满是浓、血,袜子穿上脱不下来,干脆光脚穿鞋。鞋穿时疼,脱时也疼,就彻底不穿了;光脚走路上工,也轻松自如。当地老乡看了心疼,把黄土烧热,用来擦身,慢慢地,水土不服也治好了,黄土与我也交上了朋友。

 

我们象老乡一样,每天扛着镢头,日出上工,日落而归,与大自然、小山沟融为一体。劳动是工分制,根据能力一个工,三分至十分。我们从三四分的劳动力,到后来名正言顺的十分劳力,经过了一段艰苦的过程。当地人称务农为“受苦”,干农活的确很苦,冬天寒风凛冽,我们担粪上山,两筐粪已经很沉,上陡坡,前面的粪筐触到地,也不好对付;几天下来,肩头红肿,皮破了,疼得火烧火燎,直至磨出一块块老茧。春天,风沙滚滚,我们用镢头一下一下地翻土播种;用不惯镢头,手上打起水泡,数一数,我手上水泡的记录是十五个,小拇指上一个挨一个,连着三个大水泡。水泡破后流起血,掺上泥土,打起茧子,二十年后都不退。夏天,烈日当头,我们锄地种菜,秃山上很少有阴凉,一早带来的窝窝、米汤到中午馊得变了味道。秋天,收获的季节,我们一捆捆地背回辛勤的果实,甩着琏架打场,浑身上下成了土猴。

 

渐渐地,我们习惯了这里的一切。满满地担一担水上山,一舀舀地浇在黄土地中,插上红薯苗,种上一畦畦红薯。收工后,我们坐在山坡上,唱着信天游,听着山谷的回声,似乎抹去了一天的疲劳。冰冻三尺,我们刨开冻土,一车车向沟底运土,五个人凑一组,喊着号子打夯,在沟底筑起一条条水坝。我们种起了试验田,种了高梁的新品种“晋杂五号”,虽然难吃些,产量却高了几倍。我们从苗圃买来苹果苗,一棵棵地栽在山坡上,到我离开的时候,果树已经开始结果了。不久山沟里架起电线,窑洞里有了电灯,地里有了水泵,还买来的拖拉机。

 

我在那小山沟,全身心地投入过,什么都体验了,我学会了全部农活,队里办养猪场,我去养猪;粉房缺人手,我学会了做粉条;作过会计、保管;当过民办小学的教师,也当过妇女队长。我们似乎脱离了外面的世界,在这个小天地中,皮肉受点苦,精神上似乎得到了平衡和满足。

 

当地老乡很穷,但越穷的地方人越淳朴,待人也越真挚。老汉们默默地为我们安锄把,磨镰刀。婆姨们教我们生火做饭,小伙子帮我们捆好庄稼、柴禾,姑娘们帮着拉碾子推磨,成天叽叽喳喳地围在周围。有了这些善良人们的关心和帮助,我们和山沟有了息息相通的感觉。不知不觉地,同来的六个同学各奔东西,队里只留下了我一个人。也许因为身边有这么多平凡的样板,我安然得很,没感到忧虑和寂寞。那年冬天,这家拉那家请,这家饺子那家面的几乎挨家吃了个遍。我记得,当老乡给我端来大碗压荞麦面面条,还打着鸡蛋,缺吃少穿的小孩们馋得眼巴巴的望着,硬是被大人轰了出去。

 

但比起当地人,我们毕竟有个大城市的家,有国家的一些关怀,有机会参加工作、返城、上大学……这里的老乡,生死都连着这一片山,有的甚至一辈子没坐过汽车……

 

我们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是唯一来过北京的。四十来岁,黑瘦黑瘦的粗糙的脸,头上系着脏乎乎的毛巾。他很穷,拖着四个未成年的孩子,我们在那里时,又添了两个。他家就住在我们下面,破旧的窑洞,一张炕睡了全家,炕上连张席子都没有。眼看着皮包骨头的一群孩子,冬天时他不得不决心带上大孩子去讨饭,他说几个月总能省两张嘴,春天再回来。我们被深深地震动了,拿来了匀们的粮食,并把自己的零用钱也凑起来给他贴补家用。他留了下来,带着大家修梯田,造水坝,后来成了公社、县里的典型。我返京上大学后,他参加了延安地区汇报团,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北京,来到了我家。他说,我想不到,你们在北京的生活这么舒坦,让你们受延安的苦,实在太委屈了你们。

 

以后,工作、生活和家庭在我和我的周围发生了许多变化,我却一直盘算着回延安看看。一别十年的1984年秋,我找了个机会,陪着日本外宾准备在延安逗留一天,我做了周密安排,还给我们的书记发了信。不巧,当天飞机停飞,第二天中午才到延安,一下飞机,我看到了他的婆姨。她前一天等了我一整天,第二天又赶来了。我只管抱住她,哭了。她告诉我,她的老公已不在人世。我顿感茫然,沉重的失落。她又告诉我,她的大儿子去当兵了,家里承包了一块坝地,年成不错。临别,她送我一袋小米和一袋绿豆,那两个装粮的塑料袋,是旧的,用针线缝过。我把它分赠给同行的日本朋友,他们珍惜地捧着,说看到我与延安老乡的重逢,使他们震惊和不解;但我与老乡的情义,是他们来中国后感触最深的。

 

虽然在那不正常的岁月,我们也被卷入,也曾狂热过。但无论如何,我们无法忘却那段历史和经历,我们从中付出的和我们所获得的。

 

难忘啊,那苦痛的年代和远去的岁月。难忘啊,那贫瘠的黄土高坡和我那条遥远的小山沟。她永远存在,永远伴随着我。

(注:宋丽红是北京八中68届初一1班校友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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