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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地重游北大荒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魏德安

 

00一年的七月份,我回了一趟北大荒。那里,曾是我的第二故乡。我生命中最好的年华,十七岁到二十五岁,就是在那儿度过的。回想起来,此行感觉好极了;舒服,开心。真有点儿:“乐不思蜀”的意思。先说天吧,北京的夏天湿度大,再加上工业的废气、汽车的尾气,搞得天空是灰蒙蒙的,晚上12点钟之前甭想睡觉。我乘坐的17次特快一到哈尔滨,喝,立马感到凉快多了。换乘上“沃尔沃”大巴以后,更是越走越凉快。再看天空,那叫一个兰,真是“蓝天白云彩”。  其实道理很简单,城市里用氧气的多,供氧气的少。而这个地方万亩森林、庄稼地,人口又少,所以供氧气的多,用氧气的少。你说;他怎能不“蓝天白云彩 ”?想当年探亲回趟家,下了慢车换快车,路上得走上二、三天。现在,不到一天,只用了二十叁个小时就到了。从哈尔滨到宝清一水儿的高速公路。进口的“沃尔沃”大轿车真棒,带卫生间的。司机老哥的驾驶技术更棒,一路上时速老是百十来迈,最低也得七、八十,最快上过一百二。路两边庄稼、森林、草甸子全是绿色,真像“绿色的大地毯”一样。高速公路随着地势的变化而变化,不断的起起伏伏、曲曲弯弯,就像一条带子,把城市和乡村连了起来。放眼望去,绿地和蓝天连在一起,啊,那就是地平线。坐在这高速疾驶的大巴车上,置身于蓝天白云和“绿地毯”之间,忽左忽右,忽高忽低,简直就像在飞。忽然间,我突发奇想;这地方要是建一个“滑翔机场”准合适。就这样,在一边观赏着美景,一边不断的遐想中,我又回到了三十三年前的“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”,现而今的“黑龙江省国营八五二农场。”我那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。
    
吃过晚饭以后,负责接待的领导说:“一路上辛苦了,今天就不再安排别的活动了,早点休息吧。”我和同去的张文,哪儿呆得住哇?张文是一位老铁道兵,五十年代就来到北大荒,在这儿干了二十几年。如今,也是几十年后重回故里,急切的心情跟我一个样。俺俩一合计;走,看看老熟人去。摸着黑,深一脚浅一脚的,来到张戴彦家。这位当年一身戎装的志愿军上尉、“文革”时期的“牛鬼蛇神”,如今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。可他依然是那么目光炯炯,立刻就认出了张文。张文用手指指我,问他:“你还能认出这一位是谁吗?”张文心里说:“六八年那时候你正挨斗,呼拉来了一大帮子‘知青’,我看多半记不住。”没想到,八十岁的张戴彦张口就喊出我的名字,并用两只大手一下攥住我的胳膊。然后,又说出一句话,当时把我们俩全“镇”住了。他说:“全凭你一句话呀,俺们家立新成事儿了”!呦,此话怎讲?立新到底成了啥事儿了呢?原来,想当初我们都是六连的。那时候干完一天的活儿,虽然很累,我们到底是年轻,恢复得快。吃过饭,洗完、涮完了,总要娱乐娱乐。我们屋里经常是刘勇拉二胡、小贺敲扬琴、我吹笛子,有时候梅放也拉着手风琴过来凑热闹。一有响动儿,招人哪,老有一帮小孩儿来看热闹,立新就在其中。那时候他还小,也就是八、九岁,刚上二、三年级。小孩长得白白净净,挺老实的,夹在孩子中间认真听。记得有一回,可能是玩儿累了,听着听着,就在我们炕头儿上睡着了。
   
后来,我调到了中学,教俄语。几年以后,立新上了中学,我正好教他。本来他就是一个好学生,再加上我的课又比较新颖:讲故事呀、教他们用俄语唱歌呀,所以他学得很投入,被我指定当了他们班的外语课代表。一次家访的时候,当着立新的面儿,我对张载彦说:“立新这孩子发音准,舌头好使,努努力,是个学外语的好材料。”没想到就这么一句话,立新可记住喽。工作以后,他分配在基建队当瓦工,一直自学英语。后来考上佳木斯大专,回来代了些日子课,又上了几年大本,到总场学校教书。正赶上那阵子总场和加拿大谈一个项目,用上他了。这下子,又是出国、又是谈判、又是陪老外的,在当地正经风光了一阵子。张载彦见儿子这么有出息,自己也觉得脸上有光。当老师那几年,我自学过“教育学”,前苏联著名教育家“马克连科”说过:“进步的关键在于信任和鼓励”。通过立新这件事,再一次印证了这个道理。咱一句平常话,也就是表扬一下,鼓励一下。可是这句话在立新的心中却很重要,因为那是“老师说的、是北京青年说的”。
   
到那儿的第二天,热闹喽。听说老师回来了,六连的孩子们全来了。二十来人的一个班,一下子到了十六个。一分场的、二分场的、良种站的、红兴隆的,全都是跑了几十里、上百里的路,专门来看我。当年他们才十来岁,一晃三十年过去了,如今都是四十岁出头的人了,可在我面前,还是孩子,依然那么热情,那么风趣。一个个非让我当场认出每个人来不可。我望着那一张张笑脸,是那么的熟悉,又是那么陌生。我连忙“启动人脑”,打开尘封多年的记忆,一个一个仔细的辨认着:“啊,你,小英子,当年的班长,对不对?你,小结实,那会儿老爱穿一件黑棉袄,屁股后面总跟着一只小花狗,是不是?”“啊,对!是!”孩子们欢呼着,高兴着。认出来一个,高兴一个。他们为老师还能记得他们而欢呼雀跃。最后,十六个人,一个不落,全都让我给认出来了。“哎呀,老师,你还真行!”“来,干杯,祝老师身体健康!”兴奋中,我对大家说:“你们的栗老师也很想你们,临来的时候嘱咐我,多给你们照几张相,她想看看你们都长成什么样了?”此话一出,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,孩子们纷纷念叨起了栗老师,几个女孩子还有点儿眼泪扑撒的。也难怪,栗老师是他们的班主任,相处的时间更长,感情更深。“想跟你们的栗老师说说话吗”?“想!”还跟小时候上课一样,男孩女孩齐声回答。由于受情绪的感染,一向扣扣索索的我,这时候慷慨地打开手机,叫通了北京栗老师家的电话。 “喂,栗老师,你还记得我吗?我是——”,一部小小的手机,在十六双手上传递着,说着说着,只叫一声“栗老师”,已是泪流满面了。我请楚地感觉得到,电话的另一头也在呜噎。听着听着,不知什么时候,我的眼睛也湿润了—— 那一晚,我喝高了,失眠了,想了很久很久。大老远的,我为什么跑到这儿来,地方固然吸引人,更重要的,还不是为了这些人吗?还不是为了这些人心中的那分浓浓的情吗?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
第三天晚上,当地有个“社火”,广场上,人们扭起了大秧歌。我一眼看见了队伍中,带着墨镜、“骑着小毛驴”扭哒扭哒着的,正是老熟人滕和福。我和老张连忙跑上前去,追着屁股给他照相。闪光灯一闪,又招来俩熟人,谁呀?也是我的两个学生,六连卫生员张医生的儿子绍龙和绍龙的妹妹菊香。我和老张在火车上还念叨过;听说张医生去广西了,这次来如果见不着他,那可太遗憾了!因为当年老医生和他家是邻居,住一趟房,关系不错。我那,跟他们一家子“更鉄”!首先得说张医生两口子人都不错,再加上他也爱拉个二胡什么的,俺俩是“知音”。记得有一年春天,正是“化冻”的时候,我病了。肚子里拧成个疙瘩,疼得够呛。在医务室治了半天,又扎针灸又吃药,不管事儿,还是疼。张医生说:“你这是受了凉了。”然后,把我带到他的家里,上了热炕头,烧热了两小勺香油给我喝了,说:“给你盖上被子,先休息会儿。”我正在迷迷瞪瞪的时候,有人叫醒了我,一看,是张大嫂,端着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,轻声说:“别空着肚子,趁热吃了再睡。”我吃下荷包蛋,不一会儿,真睡着了。还做了一个梦;梦见了家,梦见了我妈。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,一觉醒来,已是掌灯时分,肚子不疼了。打那儿以后,贯出毛病来了。只要有个头疼脑热的,不上医务室,我直接就往他们家跑。这么好的人,如果见不到,那得多遗憾。此刻见到张医生的儿子绍龙一问,他说:“我爸刚回来。”你说巧不巧?菊香说:“老师,现在俺全家都搬到良种站了。明天一早来接您,咱家自己有车。”嘿,好,还没回“老家”六连,先跑到“良种站”来了。见到张医生,那叫一个亲热。后来,几个人一合计,干脆中午这顿饭到五分场吃去,看看老指导员赵天柱,晚上再回来住。
   
昔日的“赵天一大柱”,曾经是海军少尉,当指导员那会儿,是何等的威风!如今可老喽!这位七旬老人,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威风,见了我们,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拘谨。饭桌上,为了活跃气氛,我故意问:“赵指,今天是什么日子?”他说:“七月四号”。我又说:“还记得不?三十三年前的今天,1968年的七月四号,在欢迎我们的仪式上,您曾唱过一首歌,对不对?”“哦,记得,怎么讲?” 我说:“三十三年后的今天,我给您学唱一遍。”赵指导员用不太相信的口吻说:“都这么长时间了,就听过那么一遍,你还能记得?”我洋洋得意地说:“记得记不得,听完了您再说。”说完我站起身,拉开架式,模仿着他的表情、声调,放开嗓子唱了起来:“一辆马车奔向前,马车上坐着一个车老板,看年纪不过二十郎当岁约,身体强壮肩宽腰又圆那。昨天我在舰上当水兵,今天我当车老板,我把大车当军舰,马儿就是我新的伙伴。吆,嗬嗬,看看我这个车老板,喔,喔嗬,驾——”!尤其最后,一晃鞭子,一甩腔,“帅呆了”。听得老指导员直劲儿拍巴掌。“哎呀,你还真行。当初我怎么没发现那”!我心里说:“当初在连里,您是皇上,咱是个无名小卒,哪儿能瞧得见咱那。”唱完歌儿,气氛活跃多了。赵指喝下一杯酒,用手抹了抹嘴,叹口气,说道:“回想起当年那,我把你们管得太严了,有点儿过了”!这倒是实话,记得搬宿舍的时候,陈通因为没按照连里的指派,找了几个合得来的,提前搬了一天。就这么点事儿,楞开会斗争了一回。有人喊着:“把他揪上台来,让大家看看他的嘴脸”―――孟庆林无意中说了一句:“有什么别有病,没甚么别没钱。”得,立马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,要批深批透。有人还针锋相对的提出:“有什么别有私,没甚么别没毛泽东思想”。真是“残酷斗争,无情打击。”
   
晚上,我们回到了“良种站”,住在了张医生家。他的儿子,现任良种站站长张绍龙,问我:“老师,你还记得咱们骑车上分场看电影的事不?”一句话,又把我带回了三十多年前。能不记得吗?那时候,文化生活特别贫乏,看一场电影太不容易了。只要听说哪儿有电影,不论刮多大风、下多大雨也得看去。那时候物质也缺呀,自行车成了稀罕物。当地称自行车叫“单车”,张医生家有这麽一辆。我能借出来,好大的面子呦。绍龙那时候还小,也想看电影,怎么办哪?我就骑车带着他,一块儿去。有一次,是个冬天,那天没月亮。在连里还没觉出什么,等出了连,骑车上了大道一看,傻了,天地一个色儿。地面跟镜子似的,倍儿滑。我正在玩命往前蹬那,一不留神,扑嚓,摔了个大觔头,自行车摔出去老远。就那,俺俩爬起来,拍拍屁股上的雪,接茬儿骑。你说有多大瘾头。回想起这些有意思的往事,那晚,我们聊呀,聊呀,忘记了时间——。
   
由于我们的到来,老提六连,引得张医生也想回去看一看。第二天,绍龙开着车,拉着我和两位老张,一块儿回到了六连。啊,六连,几回回只有在梦里重游过的地方,我终于又回来了。真是,房也亲,地也亲,人更亲。头一个见到的是张宝忠,外号人称“老道”。当时,他正躺在炕上看“风神演义”,老张文上去就是一掌:“还没死那?老家伙。”这是北大荒人特有的礼节、特有的问候。“啊,啊,还没那。”他一边答应着,一边忙不迭的爬起来。等看清楚了来人,一脸的惊异,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说:“耶,你几个咋想起来了呢?”六连里有一大帮子山东人,那些年老和他们在一起,我都学会说山东话了。我是“俺”,你是“内”,管爸爸叫“爹”、妈喊“娘”,昨天晚上不能讲:“坐个碗上”,得说“夜儿后哼”。回京以后这些年,开着车走南闯北,碰见山东人;“咱是老乡”,说起山东来;“那是俺老家”,再说细点儿;“俺老家山东省济宁专区梁山县,村名就叫商老庄。”可蒙了不少人。这会儿仨老张碰一块儿,有的聊了。他们是“鱼友”,有着共同的爱好——打鱼。我们四个人边聊边走,边走边聊,从农具场到晒场,从晒场到马号。农具场还在,只是机械不多了。当年的农具场上,一边是“康拜因”;又是“自动”、又是“牵引”,另一边是拖拉机;一水儿红色的“东方红”,排得是整整齐齐。早晨起来,一块儿发动,真是“马达轰鸣”震天响。晒场的变化就更大了,印象中一囤囤的大豆、小麦,没了。高大、坚固的晒场棚,不见了。说是该买的买了,该分的分了。只有几大块水泥场地,空荡荡的,还在。我站在空荡荡的晒场上,当年麦收的热火朝天景象又浮现在眼前。
   
每年麦收的时候,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。满场院的麦子,金灿灿的。汽车、拖拉机一车一车不断的往这儿拉,然后摊开在地上晒。女人们翻场,用木锨把麦子多翻几遍,为的是快点儿晒干。男人们上囤,就是把晒干了的麦子囤起来。小伙子们个个光着膀子,头上蒙块包袱皮儿,包袱皮儿的俩犄角用牙这么一咬,蹭,一哈腰,装满麦子的麻袋就上了肩。麻袋不扎口,手还不用扶。颤颤巍巍从跳板上去,一欠身儿,趁着麻袋往下倒的时候,用手抓住麻袋的犄角往上一提拉,“哗”!麦子进囤了。干这活儿饭量大,五、六个馒头下肚没多会儿,肚子又“咕咕”叫了。所以一到麦收的时候,净吃好的,还经常“加餐”。“抢场”最紧张了。正干着干着活儿的时候,远处天空出现了乌云,粮食保管员马上会敲响“抢场”的钟声。“当———”,只要一听见这钟声,四面八方的人都往这儿跑。晒场上,马拉着大推板,几个人拉小推板,赶紧归堆。人们有拿木铣的、拿扫把的,抱席子的、抬苫布的,忙而不乱。堆的堆,扫的扫,盖的盖。倾刻之间,刚才还摊开晒着的麦子,神话般的全苫好了。大雨下起来了,晚喽。这时候,人们躲在棚子里,说着、笑着,打着扑克,仿佛在庆祝自己的胜利。再看眼前,冷冷清清,无声无息,一切都成了过去。那种热火朝天、人欢马叫的场面恐怕是再也不会有了。
   
从晒场回来,我们往马号走去,这时候太阳已经开始下山了。老远的就看见路口那儿,有三个人影在晃动。走近了,发现是一个老人带着两个孩子。正在玩耍的孩子忽然说:“爷爷,肚子饿了,想吃馒头”。老人一边弯腰干着什么,一边操着浓重的贵州口音说:“再等一下,咱们就回去吃饭。”张文听罢,认出了老人,喊了一声:“王化文”!一下子冲上前去,两双大手紧紧的握在了一起。王化文的脸抽搐着,眼眶里饱含着泪水,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原来,他听说我和张文要来,每天带着小孙子在路边等,已经等了两天了。他和张文都是老铁道兵,又都是贵州老乡,关系非同一般。没想到我俩没回六连,先到“良种站”去了。“马号”已经没有马了,这儿成了老王的家了,晚饭就是在他家里吃的。吃饭的时候,张宝忠、姚久成、李永年等等,老熟人们全来了。大家聊呀,聊呀,我总结出了六连“四最”。哪“四最”?第一,年龄最大的人,当属丁吉思。今年已经八十三岁高龄,每天还骑着自行车下地,收工还得驮回一大捆豆子、柴禾之类的,身体是真棒。第二,工资最高的人;当属李玉华。她当了一辈子老师,如今退休在家,每月退休工资一千多元,全连第一。第三,感觉最知足的人,当属李永年。按他自己的话说:“我这个当年的‘盲窜流’、‘地主狗崽子’、‘老黑’,后来入了党、提了干,退休的时候是连长。现在的退休工资每月六、七百元,比老连长李申庆拿的都多。人家老李是五几年的兵,干了那么多年的连长,现在每月才拿三、四百元。咱就知足吧。”第四,记忆最差的人,当属李连长的爱人小葛。甭管谁提起当年多大的事、多小的事,她都是那一句话:“你们说的这些个事儿,咱咋就不记得呢?咱咋就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呢?”不知是真的忘了,还是有意回避什么?
   
这时候,传来消息说;请我俩吃饭的人家儿太多,排队排出一个礼拜的了。提起吃饭,北大荒人历来是讲究“大碗喝酒,大块吃肉,一醉方休”。而且每到一家,准是把儿子、儿熄,姑娘、姑爷,加上孙子、外孙子,全请回来,一家人欢聚一堂、高高兴兴的,跟过年一个样。到了谁家,都讲究“喝好喽”。什么叫“喝好喽”?干脆说吧;就是得“喝高喽”“喝醉喽”。要说劝酒那真是一“绝”,有点儿像蒙古族唱“祝酒歌”。你要是不喝,他就老唱。这儿的人,讲究说一大堆的规矩,摆一大堆的理由,目的是你得把酒喝了。等你刚喝完了,又换一个人,接着劝,接着喝。轮番劝你,轮番喝。实在不行,跟你来武的。像李桂玉大妈这样的,真敢掐着你的脖子楞灌。你还没办法。因为她的力气比你大。据说当地银行行长王扬,就是这么到在酒桌上的。果不其然,喝到第四天头儿上,张文就被灌得拉了稀了。按他的话说:“咱们赶紧走吧,要不然,非得‘胃出血’不可”。
   
回到分场场部,我马上去看几个老熟人。六连一些能折腾的主儿,差不离全搬分场来了。头一个去敲曲宝智家的门,他不在,说是去吉林打工去了,老伴儿郝桂岭练健身操去了。第二个去找张长华,正好在。老张如今已七十多岁了,身体倍儿棒,吃嘛嘛香。当年他在马号赶马车,顺便管卖牛奶。因为奶牛是连里养的,牛奶买得特别便宜。一毛钱一斤,打一斤撕一张小票。我和同屋的大鹏嫌每天撕着太麻烦,每月买完了干脆全交给老张,每天都喝不就完了吗。所以他每天卖一圈之后,最后到我们俩这儿来,连桶都放这儿,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再拿走。桶都放这儿,桶里剩的奶自然全归我们俩了,足喝。牛奶这玩意儿真是好东西,长期喝它,身体就是棒。三九天,多冷啊。夜里解手,我就穿一个小裤头跑到外面,解完了赶紧跑回来,楞不带感冒的。老张还有一招拿手活儿,剃头,那些年我常找他剃。此时他嘴上念叨着:“都这么些年了,还记得我给你剃头啊?我现在人也老了,手也打哆嗦,拉了口子可别怪我。”手上却是嘛利快,不一会儿就给我剃成了大秃瓢。我用手摸了摸光头,嘿!那叫舒服,那叫痛快。我用手机把他家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北京,不一会儿好几个电话打过来。连孟庆林也从美国来了国际长途,问的那个细呀,连场部一进门的招待所和看招待所的老何头都问到了。老张两口和他的儿子爱民,轮着个儿跟老孟聊,电话打了足足四十分钟。晚上,领导们过来探望,说:“你们这几天都跑到哪儿玩去了?害得我们连个人影儿都找不到。”听了讲述,又说:“明天听我们的安排,咱们去‘蛤蟆通’水库,吃‘鱼宴’去。
   
次日,风和日丽,桑塔纳轿车载着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了哈蟆通水库。这儿真不愧是852第一旅游景点;四面青山环抱着方圆几十公里的一潭绿水,加上蓝天白云的映衬,真可谓景色宜人。七〇年的冬天,我们曾在此挖水库,大干了一个冬天。现在的冬天叫“冬闲”,人们一般都是备足了吃喝在家“猫冬”。那时候,越是冬天越大干,千军万马开赴水利前线。大家吃、住在一块儿,热闹极了。每个连有两个半地窖,男、女各住一个,剩下半个是伙房。一些水利工地上的专用语;至今没忘。像“拉犁刀”、“背冻块”、“抬大筐”、“放大炮”等,各有说道。“拉犁刀”就是头一天收工之前,趁着地还没冻上,大家拉着犁刀在地上犁出方格子。一夜之间,冷空气顺着刀缝儿进去,把地冻成一块一块的豆腐块儿。明天来了,第一道工序就是把这层冻土块儿,起下来,背走。哪一块儿也得一百多斤,不轻啊。抬土的时候,都想多装。筐满了还不行,喊一声:“加个馒头”,装土的人就把筐拍成“坟头”状。我和大鹏就曾抬断过扁担,真是“生猛”之极。提起“放大炮”,倒让我想起来一件尴尬事儿来,甚是好笑。
   
有一年冬天排水,地点是在“小孤山”哪,还是五分场呀,记不清了。反正工期长了点儿,大家都想早点儿完活儿回连里去。于是爆破时候,炸药越填越多,炮越放越大。那天天刚蒙蒙亮,工地指挥长起来上厕所。他刚蹲那儿,炮响了。炸起来的冻土块儿,像漫天的黑老鸦似的飞起来。大快儿的就近落下了,小块儿的飞得远,有几块辟赤啪察掉进了厕所,差点儿砸着指挥长的脑袋。这还得了,可惹恼他了,马上召集各连指挥开会。为了有确凿的证据,拿到会上说事儿。他顺手抓起那几块冻土块儿,放进了棉大衣口袋。不大一会儿,各位指挥们、连男带女的全来了,围着桌子坐了一圈儿。指挥长开始训话:“昨天咱们刚开完的会,三令五申不许放大炮、不许放大炮,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儿?还别不承认,告诉你们,我这儿可有证据!”说完,从口袋里掏出那几块“证据”,“啪”,理直气壮的往桌子上一拍。一下子,把所有在场的指挥们全震住!都傻了!指挥长低头一看;嗯?这是什么东西呀?我的天,他拍出来的竟然是几块冻得梆梆硬的大屎巴厥子。嗨!你说这事儿闹的。原来,一是因为天刚亮,光线不太好。二是他老人家是个近视眼,六百多度。再加上他当时怕砸着,慌手忙脚的,错把这“劳什子”当成冻块放口袋里了!一时间,此佳话立马就在水利工地传开了,着实让大家伙儿捧腹大笑了好几天。
   
触景生情、一番回忆之后,我们正式开始了游览。首先来到水库边,我发现这儿新添了不少船只;一艘大汽艇,两艘小汽艇,还有十多只木船。刚好这时候大汽艇靠岸,同来的殿广说;“船主是我家亲戚,我坐过几次了,你们兜一圈儿去吧,我俩唠会儿磕。”汽艇开动了,身後泛起一片白色的浪花。由于没受到什么污染,这里的水很清澈。汽艇驶到水库中心,围着“孤山”小岛转一圈,再回到岸边。看看表,往返用了五十多分钟。由于有了这一潭绿水,使得附近不少旱地都变成了水田,如今北大荒吃大米已经不成问题了。当年的时候,我们一年也难得吃上几顿大米饭。想吃米饭得用汽车拉着白面,去很远的地方,找朝鲜族老乡去换。开饭前,一旦听说吃大米饭,大伙儿甭提多高兴了。一个个用筷子敲打着饭盆儿,这个说:“我得吃三碗。”那个说:“我得吃五碗”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?叫:“大米饭,摊鸡蛋,撑得王八直打转。”当时谁还管他“打转”不“打转”那,大家不分男女,都放开肚量,玩儿命“招呼”。下了汽艇,走进水库边的“蛤蟆通饭店”。这是一座三层建筑,装修得还算不错。进去一看,全是包间,间间爆满,生意还“挺火”。小老板才三十来岁,见我们来了,又是沏茶又是递烟,挺客气,一看便知是熟人。他自我介绍说:“俺是盲流,十六岁那年投奔俺姐姐来的。念了两年书,十八岁工作,就在水库。刚干了一年活儿,因为一点小事儿,蹲了一年‘笆篱子’。出来那年二十岁,贷款三十万建了这个饭店,三年就还上了,一直干到今天。”我说:“一年十万,干了十年了,好家伙,你现在是百万富翁了!”小老板点点头,坦诚地说:“加上这个店,有了。光现金可没那么多。”我心里说:“废话,我指得就是总价值,谁跟你说现金了。”
   
“鱼宴”摆上来了。你还别说,真是“别具一格”;各种各样的鱼、各种各样的做法、各种各样的口味。每端上来一盘,小老板就赶紧介绍;这叫什么什么鱼、是怎么怎么“精心炮制”的、吃起来是如何如何鲜美。并且频频举杯,说:“唉呀,我能有今天,全仰仗着这个水库呀。当年你们挖过水库,是前辈呀,是恩人呀!真得好好谢谢你们呀。”听着赞扬,吃着“鱼宴”,我忽然想起了另一次吃鱼。地点也是在这儿,蛤蟆通水库,那次虽然是缺油少盐“侉墩的”,但吃起来却别有一番味道。咋回事呢?
    
当年,继北京青年来了之后,又到了一批上海青年。北京的除了仨一群俩一伙比较“铁”以外,大部分是各自为战。而上海青年却不同,他们有很强的帮派意识。他们管水库叫“山上”,山上有一位人物。此人姓崔,名根发,绰号“吹破天”,是山上所有上海青年公认的“大哥大”。有一天,他发表了一个观点;称:“凡不是南方祖籍,又没有在上海长期居住过,这样的人学讲上海话,任凭你怎么学也是南腔北调,一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。”当时有咱哥们也夫在场,表示不服,跟他“搬杠”。说:“凡事都有特殊,不能一概而论”。并举例说:“我就知道一个某某某,既不是南方人,也没在上海居住过,上海话学得挺像样。”“破天”坚持说不相信,楞告诉说:“一听就听出来”。也夫一看,争也没用,便说:“你不是不相信吗?好,哪天我叫他来一趟,跟你会会。”然后托人把口信带给了我。要说我这个人哪,别的能耐没有,就是语言模仿能力强。上学的时候就爱学外语,下了不少功夫。直到现在,有些课文还能熟练的背出来。文革了,下乡了,外语学不成了,就拿地方方言“咋伐子”。没事儿学说天津话呀、学说山东话呀,爱好嘛。上海人来了之后,开始是“听得懂”,后来是“讲得来”。不是学着好玩儿,“白相白相”,而是真下功夫。记得我学的头一段上海话是这么一段;“他们两个人,来到一块儿吵架,吵着吵着就打起来了。”上海话这么讲;“伊拉两尕豆,来啦一稻草项目,草到藕豆挡起来拉。”光死记硬背还不行,得学会“举一反三”。比方“夏天”讲“屋惕”,那么再碰见发“夏”的音就好办了。像“坐下来”“夏吉芳”就讲“坐屋来”“屋吉芳”,准没错。为了更像上海人,我还特意借了一身“行头”。那天,我起了个大早,“上山”了。到了山上,头一个碰见的就是“吹破天”。原来,他刚刚批了探亲假。为了回上海探亲,正在那儿砸榛子吶。我一拉门进去,他问我:“侬寻萨宁?(你找什么人)”我很自然地用上海口音回答:“也夫,伊拉到阿里起拉?(他们到那里去了)”他说:“伊拉做生活起拉(他们干活去了)”。我又问:“几第总屋白(几点钟下班)?”他又回答―――总之,这位“吹破天”先生一边砸着榛子,一边跟我一问一答,东扯葫芦西扯瓢,聊了将近俩钟头。这时候,大家回来了。也夫不知道演砸了没有呀?趁人不注意,小声问我:“怎么样?”我悄声的对他说:“蒙他一愣一愣的”。这下也夫心里有谱了,来劲了。提高了嗓门,冲“破天”说:“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;不是南方人、又没在上海居住过的北京青年、某某某。”直到这会儿,“破天”还没纳过闷儿来那。看看我身上那一套地道的上海“行头”,想想刚刚聊了两钟头,没有一点破绽。他脑袋瓜子晃得跟波浪鼓似的:说:“不可能,不可能。”还不可能哪!这时候又有几个熟人过来证实,我也恢复了本来口音,对他说:“你也不看看我这俩片厚嘴唇,上海人有这样的嘛?”“破天”这时候才像泄了气的皮球,不得不相信了。他大赫一声:“得,我认栽,今天我请客,给咱哥们上鱼!”那天的鱼,真好吃。一来是因为肚子里没啥油水,二来是因为我给咱哥们争了面子、露了脸,吃着硬气。所以虽然是“侉炖”的,可是吃起来却感到特别的香。
   
连聊带侃,一顿“鱼宴”吃下来,时间不早了。走出饭店,我们拾级而上,爬上了山顶的凉亭,放目眺望。此时已近黄昏,天边的晚霞映红了半个天空。牌楼上,“蛤蟆通水库王震”几个大字,在夕阳的辉映下,分外夺目。这是老将军在八十年代,最后一次来北大荒时写下的,如今老人家已经作古。是呀,人生在世,转眼就是百年。而在这浩瀚的历史长河之中,一个人的一生也就是一眨么眼。莽莽乾坤,演绎了人间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,风云变幻,造就了世上众多实事英雄,芸芸众生,有谁能够把握得住自己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?孤鬼冤魂,又哪一个不曾拥有过他自己的喜、怒、哀、乐、悲、恐、惊!时光不停的流失,一切终将成为过去。只有江山依旧,宇宙永恒!站在凉亭里,面对着秀丽的景色。不知是由于环境的魔力,还是因为肚子里“北大荒老酒”起的作用。那一刻,我觉得自己“特伟大”“特明白”。想起几年前大鹏跟我说过的一句话:“咱是谁呀?咱怕谁呀?整个儿一个‘混人也’”!是呀,有“近十年北大荒生活”这碗酒垫底,还有什么样的酒咱不能对付?还有什么样的事儿咱想不明白?再看看那些“为了挣大钱玩了命的,为了当大官丧人性的,为了‘三分钱酱油、两毛臭豆腐’家里打得鸡飞狗也蹦的。”我真想对他们说一声:“行了,哥们儿,都什么岁数了。你当不了比尔、盖茨,也替不了江泽民。少吃一口两口,一时半会儿的死不了。折腾了半天,咱们早晚得到八宝山聚齐儿。真到了‘葛儿屁着凉大海棠’那天,也就是差着;您是‘单炼’,我们是‘论拨儿哄’这么点儿事。干嘛呐?累不累呀!”
    
从水库回来以后,时间安排不过来了。宝清县城李国平、李秀兰哥俩热情邀请。今非昔比,如今的秀兰已是副县长夫人了。二分场的领导也请,学校这边也请,简直分不过身儿来了。这几年老师没白干,当年热情投入,如今桃李满园,各级领导岗位上都有我的学生。只好“客随主便”,“恭敬不如从命”了。说白了;只要接人的车来了,推托不了,就去,也不管是哪儿了,反正肯定是熟人。去二分场那天,张文风光了一回。他有一个老战友在基建连,想去看看。姚九成的二儿子在大连警校毕业已后分在这儿派出所工作,基建连正是他的管片。好家伙,后边桑塔纳里坐着张文,前面警官骑着摩托车开道,一路直奔基建连而来,弄得人家不知道来了个多大的官儿。我是没去基建连,被李吟芳、曾立军、郎利霞三个学生拉着教她们跳舞去了。现在各个分场都有舞厅,只不过普偏的水平不高。她们几个都有一定基础,稍加指点就好多了。由于教的认真,学的投入,招来了一批舞迷,围在四周观看。有几个显然不想放过这个大好机会,直跟我的学生提建议,说:“叫你们老师多呆几天,给咱们这儿办个班儿吧”。其实未尝不可,这“活儿”咱还真“练”过,无奈因为时间太紧了。老张文有点儿着急了,想回家了,甚至提前把哈尔滨至北京的车票都订好了。对李家哥俩的邀请,我也只好婉言谢绝。没想到第二天清晨,才六点钟,开来一辆大“红旗”。李家哥俩坐着副县长大人的专车,驱车百里,专程看望来了。并告知,就在前几日,熬了多年的副县职已经扶正,上调市里了。自然又是一番宴请,一番热情。送走李家哥俩,我们便踏上了归程。按老张的心愿,恨不能一步到哈尔滨,两步到北京,三步就回到贵州老家去。心情可以理解,可是路过红兴隆师部的时候,我必须得停一下,有一家人我非得登门拜望不可。谁家呀?朱家康、朱子兵爷俩一家呀。老朱一家子是“珍宝岛”打仗那年,“清边”来我们连的。其实人家那时候正经是连长,抗美援朝回国的时候已经是中尉了。就因为家庭出身不太好,说是怕他跑外国去,所以边境不让呆了。此人干活极棒,全连一、二百号人锄地,不分男、女、老、少,遥遥领先的总是他。连里的第一副篮球架子,就是他一个人用大祚木方子做的。那大木头方子,哪一根也得一、二百斤,愣一个人干,多大劲头子。而且他也喜欢拉二胡呀、唱歌儿呀,跟我有共同的爱好,俩人十分谈得来。子兵是我的学生,后来毕业留校当了体育老师,我们俩曾在一个屋里住了近两年。回京以后,唯一有书信来往的就是他们家。这么好的一家人,路过门口都不进去看一看,那怎么行啊?张文见我如此执着,只好同意了。领导们派专车,把我们一直送到红兴隆。当时,子兵的母亲听说我们要来,正站在门口望眼欲穿呐。
   
见到了老朱,如今他老喽,快八十的人了,能不老吗?我们来了,他十分高兴,亲自下厨房,焼了几个拿手菜招待我们。提起当年“清边”怕跑出国的事儿,老朱淡淡一笑,说:“都是没影的事儿。当年我们在朝鲜的时候,有一次战役部队打散了。几个人带着伤,忍饥挨饿好几天,才重新找见了部队。如果想跑,那时候早跑了。后来了,我老婆孩子一大家子了,我跑外国干嘛去?猴儿拿虱子――瞎掰!”子兵的妈妈不怎么爱说话,饭也吃得不多。早早就料下筷子,静静的坐在那儿,看着我们吃,听着我们说。只是偶尔轻声的在我耳边嘱咐一句:“要多吃一点啊。”听着她那关切的话语,看着她那慈祥的眼神,不知怎么,有一种久违了的母爱一下子涌上了我的心头。以至于回来以后好长时间,那种神态、那种目光,都久久让我不能忘怀。我特地去照相馆,把给她拍的一张特写放了好大的一幅,给她邮去,略表谢意,此乃后话。子兵如今还在学校教体育,她的妻子夏雅莉可是个人物。去年刚花了四十万买了一处店面,面积有一百四十多平米,在当地是最大的。起名就叫“雅莉量贩广场”,其实就是超市,叫法不同罢了。这样的店面她在别处还有一个,只是规模比这个略小一些。有趣的是;我们在这儿找到了温华业。当年他是我们的宣传队队长,如今已是农垦局老干部处处长了。这位处长大人如今春风得意,看上去比我还年轻十岁。自己每月一千八百多元工资,家里老伴儿还开着一个旅店,产权是自己的。这有钱人说话就是横,他对我和子兵夫妇说:“为了欢迎远道来的北京客人,今晚咱们好好热闹热闹。从走出这个门口起,一切费用我全包了。”那晚我们唱呀、跳呀、笑呀,真正是好好开心了一回。第二天,子兵夫妇不顾各人的工作,一直把我们送上了开往哈尔滨的大巴车,真是情真意切,难舍难分。
    
几个小时之后,我们到了哈尔滨,王占菊联系了几个老熟人在等着我们。他(她)们是翟新华、孟秀云、杨春芳、周希燕和韩梅。要说王占菊这几年可不容易,拉扯大了两个孩子,自己还小有建树。去美国、英国进修过,爱人黄君华也都跟着出去遛达了一趟。如今王占菊享有“特殊津贴”,是“有杰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”。而且这个人比较重情义,本连“荒友”们往返经过哈尔滨时,都由她来接待。最热情的当数黄君华和杨春芳,二人一直陪我们到火车站,送我们上了火车。大热天的,累得二人汗流浃背,实在令人感动。没想到,更令人感动的还在后头呐。
   
回到了北京以后,由吴仲华出资二千元,在“海天阁”大酒店定了一桌,大家聚一聚,让我讲一讲此行的见闻。那天正巧下雨,天气比较凉快。荒友们闻讯后,纷纷如期而至。出席的有;程大鹏、于丽霞两口子,老机务排长孔令云之女孔秀丽一家三口,张文和女儿银江,赵明精的女儿王芳、儿子王猛和女友,熊笃的儿子非菲以及陈通、小段、张哲、时寅、也夫、天君、小蓉、老毛、栗丽、维明、李燕明和平常不太容易见面的邹家怡,德廉携夫人也来了。总之是老、中、青三代,二十多人,满满登登坐了一大桌子。我带了“北大荒之行”照片集锦,大家争先传阅,感慨万千。我又把一路见闻和感想讲给大家听,并回答了大家各自关心的问题。当场还拍了不少照片,尤其是一张合影,更显珍贵。当晚回到家,抑制不住激情,睡下了,又爬起来。感慨万千,凝于笔上,写了一首诗,抄录如下: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“海天阁”词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―――为合影写个说明

  
照片上的老铁兵已年近古稀,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当年的“知识青年”也都过了知天命的年纪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剩下几个不是“子女”就是“邻居”,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奥,也有人称之为“亲爱的”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来,合个影,留个念想儿吧,
明天我们又将别离。
有人要去大江南北,
有人要“飞”世界某地。

记住这次难忘的聚会吧,
00一年  北京  夏季;
当时的天气———
天空正在下雨。

朋友,请你百分之一百的相信;
这悠悠北大荒之情,
还有那块黑色的土地,
           
将永远保持着不可抗拒的凝聚力!

   
真的,不管什么时候,“荒友”们碰在一起,总有聊不完的话题。我敢说,今生今世,这些人无论如何也忘不了那块黑色的土地。
   
“北大荒之行”结束了,此行重游了故地,见到了熟人。实现了梦想,了却了心愿。品尝了:“鱼宴”,喝足了老酒。啊,不虚此行,不虚此行!这些天,心中老有一个念头;就是想把此行的一些见闻和感想记录下来,否则时间长了就会淡忘掉。正好,开始学习电脑了。我从小就有个爱好,经常写点东西。每当我看到报纸上或刊物上,把自己写的文章,变成铅字印成的豆腐块的时候,心里特别开心。于是,一边练习打字,一边写了以上这篇东西。叫它夹叙夹忆也好,叫它“流水帐”也行。凡正想到哪儿,就写到哪儿,主要为了练打字嘛。总之,写完了,心里也踏实了,像又了却了一桩心愿。以后有时间看看,以做留念吧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魏德安     写于二00一年十一月

 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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